刘晓春

上海交大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浙商银行原行长

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各位领导和专家，大家好！听了前面的发言收获很大，今天讲人民币国际化，我换一个角度，从企业出海来讲这个问题。刚才的课题发布也讲到了，强大的货币不仅仅在于货币的材质，货币的支付是否方便，最关键是整个管理体系是否可行和是否可信。

刚才楼教授讲得非常好，金融竞争与贸易竞争、科技竞争不同。贸易竞争在于商品的质量和价格，科技竞争在于科技的水平。但金融不同，货币竞争不同。货币质量好、支付方式好，并不一定能在竞争中胜出。货币要让人可信，大家才会用。问题在于怎么样建立可信度？这和人的心理有关，如果很多人都在用，大家就会认为这个东西可信所以有人用很关键。比如在国际货币竞争方面，美元替代英镑，英镑替代荷兰的货币。当时美元的货币材质也没有比英镑更好，美元的结算系统也不比英镑更先进，结果就是实现了替代。因为经贸中心转移了，大家信任美元，或者美元的强权让大家信任了，于是有更多人在用美元。

我们很长时间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做得很不错，也需要有改进和创新，更需要的是要有“托”，“托”多了大家就会用。我们以前的“托”太少，希望老外做我们的“托”，这比较难实现，或者进展比较慢。现在有了最好的“托”，就是我们的出海企业，通过他们在海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通过他们把与他们有各种贸易、金融往来的外国人慢慢带起来，效果会更好。可以说，大量遍布全球的出海企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今天从企业出海角度讲人民币国际化。

在全球产业重构过程中，以往中国企业主要是被动和跟随，由跨国企业布局产业链，我们加入到别人的产业链当中。近年来，因为在中美竞争中面临打压，我们的企业以“出海”的方式进行应对，开始是被动行为，但现在已经是主动行为。我这两年调研下来感觉，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国际产业结构的主动重构者。比如华为原来是被动应对，现在是主动布局，属于主动行为，这是非常大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总结了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全新特点。

第一，中国的企业跨国投资经营，数量空前、遍及全球。我国成千上万企业短期内走向世界各个角落，既有大型企业，更有大量中小企业与个人创业者，目的国遍及各大洲。一个国家的企业跑遍了全世界，历史上恐怕没有，我看到的统计数据是190到200多个国家都有中国的企业，而且穷乡僻壤都去了。

第二，各行各业全方位出海。既有低端产业，也有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高端产业，制造、基础设施、餐饮、电商、科技初创全面出海，部分初创企业创业之初即直接出海布局。从电信、矿山到蜜雪冰城，从基础设施到大宗商品都实现了“走出去”，包括生产型企业、交易型企业等。

第三，集群式产业链出海。我国以无与伦比的产业链协同为核心竞争力，整条产业链的主要企业、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乃至生产工人协同出海，如台州汽摩配集群。过去产业转移、跨国企业跨国投资经营，一般都是到当地组建产业链。比如苹果公司到中国，自己并没有变成产业链，是通过中国的企业组建苹果的产业链。而中国的企业是整个产业链“走出去”，原因在于中国企业不仅劳动力成本低、产业全，最关键在于我们的产业链协同效率和能力无与伦比。正是这个优势，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哪怕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同样工人质量成本的前提下都没有办法和中国企业竞争。中国企业刚开始也是单独跑出去，后来发现跑到外面无法组建高效的产业链，还不如跨境链接中国产业链方便。最后就变成整个产业链出海。

第四，规模庞大。企业数量与投资规模巨大，对多数中小及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是“巨大的存在”，既快速提升当地产业层次和基础设施水平，也带来相当压力。

第五，以发展中国家企业为背景推动产业链国际化。以前的跨国企业都来自发达国家，他们凭借先进管理、先进技术以及发达国家、强权国家的背景往外跑。但是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当初引进外资时说要尊重、适应人家的习惯，没有说外企要尊重我们的习惯，但是现在专家要求我们的出海企业要尊重人家的习惯和法律。这不能说错，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们这100年来有一个新成语叫“崇洋媚外”，认为外国来的企业和个人就是先进的、厉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老百姓也是如此看待西方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对很多国家来讲，有些发达国家还是它们曾经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但我们国家对人家来讲不是“强盗”国家，意味着别人不怕你。 “走出去”后人家不会高看你，而是会平视甚至俯视你。心理上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会遇到更多的矛盾或者困难。

因为以上这些特点，我们也面临以下几点机遇与挑战。

第一，全球南方国家有机会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凭借我国强大制造、基建与产业链协同加集群式出海，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百年工业化与现代化梦有望短期实现，世界经济格局可能会出现重大逆转。经常出去的朋友会有一个感觉，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上网的流畅程度好于许多发达国家，这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出海，特别是华为出去布局以后才有的，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网络用起来肯定比西欧国家方便。

第二，中国标准、规则、模式走向世界。从“遵循别人标准”到“当地企业加入中国主导的产业链”，电信基础设施、一些国家和地区数字技术已实质中国化，包括技术路线、协作模式乃至工作语言。我们利用中国企业出海的机会，无形中推动中国标准、中国规则和中国模式往外走。

第三，短期面临冲击与抵制。中国企业出海对目的国的长远利益明确，但短期对部分国家当下经济与企业冲击较大，更有可能对当地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产生冲击，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一些国家对中国投资表现出“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态，贸易、经济、外交摩擦可能大量增加，个别国家可能采取敌对措施。

第四，出海企业产生新型服务需求。正因为上述这些特点，出海企业会不断产生许多新型的服务需求，这些需求以前并没有，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可能也没有过。我做了30多年的银行国际业务，在香港也工作了多年，我认为以前的一些业务方式和经验需要创新，包括美国的业务方式和经验也不能满足我们出海企业的需求。

我认为，应该将支持中国企业出海作为参与全球产业重构的重要国家战略，将出海企业作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接下来，我从金融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统筹内外，管理跨境资金流动。在宏观金融管理上需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重新理解人民币的管理。跨境资金已不仅是外汇，随着海外中国企业网与产业链形成，人民币与外币跨境流动规模将更大、更频繁。需要重构宏观金融管理的思路与工具，实现内外资金流动统一管理，既保障境内流动性合理充裕，又兼顾海外企业及产业链需求。

第二，将上海和大湾区建成出海企业服务中心。历史上荷兰、英国、美国企业全球化背后，都有强大金融中心支撑。香港市场成熟，但不足以完全满足出海特殊需求。虽然内地和香港金融企业有许多境外机构，但是这些境外机构基本上在国际金融中心，很难覆盖200多个国家，更何况每一个机构有自己特殊的业务功能范围，综合性服务不够。金融中心需要覆盖投融资、非美元外汇交易、跨境支付结算平台、司库服务平台、跨国专业服务中心、即时响应决策机制等。特别是司库服务平台，我们出海的许多国家有外汇管制，钱进去很难再出来，是否能在香港、深圳、上海为这些企业提供共同的司库服务，形成一种保护机制？上海、大湾区的竞争力与影响力，须在支持中国企业出海中体现。前段时间刚刚公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服务出海企业和一带一路企业，而且讲到要成为在境外中国企业的“安全避风港”。我认为这是要做增量，上海离岸金融中心不存在与香港抢份额的问题。香港有很多优势，但原来是针对发达国家和东南亚等地区，如何服务出海企业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企业，也是新课题，还需要拓展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所以，上海、大湾区都应成为服务出海企业中心。

第三，大型银行应构建境内外综合服务体系。大型银行境外机构尤其要提升在境外的人民币投融资能力，为产业链集群出海提供有力的本币支撑。以前的境外机构基本上只做美元业务，很少做人民币业务。

第四，保险与投行应加大境外布局，及时服务出海企业。西方保险业起步于大航海时代，在为跨国运输与跨国贸易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快速发展，保险产品也在其中不断创新。中国保险业应该利用中国企业出海的大好时机走向世界，做大做强。

第五，推动可持续投资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在绿色金融的标准问题方面，在产业技术、金融创新与投资方面，中国已走在世界前列。可持续投资在西方遭遇挫折与反复，理念与实践面临退潮。作为可持续金融的引领者，我们应在支持企业出海中引导其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西方人曾经的口号，变为中国引领世界的行动。

第六，推动人民币计价价格成为国际价格。大宗商品及期货定价权非常重要，通过期货交易所与期货公司，面向出海企业创新产品与交易模式，把中国价格和人民币计价资产“带出去”。

第七，中小机构协同共建出海金融服务链。大型机构难以独揽集群式出海的全部金融服务，中小机构也难以单独服务出海企业，而集群式产业链出海所需的金融服务本身就是“链式”的。应鼓励中小机构遵循市场化原则，参与到金融服务链之中，提供自身特有的、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与大型机构形成分工互补的链式协同。

第八，国家层面要建立配套保障体系。一是在尊重企业自主决策的基础上，国家对出海产业的区域布局应有所规划、适当引导。二是有关部门加强与相关国际机构协调，推动更多中国标准从“自发标准”纳入“制度化标准”。三是为出海企业与个人提供领事等外交保护，特殊情况下亦应考虑经济、金融、军事等特殊保护手段。

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